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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中后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的内外部动力分析
郑利霞

【摘要】未来5 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推进等基本环境和主要任务,这对大众化中后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提出新的要求,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要求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要为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服务,高等教育布局要进一步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地市州延伸; 随着大众化的深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将调整发展战略,走“高校数量增长与校均规模扩大并重,以扩充高校数量为主”的道路,这也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布局结构; 大众化中后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未来5 年,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要历史机遇期,又是我国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为迈向基本普及
       高等教育阶段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发展时期。“善战者谋于势”,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只有谋于先、预于前,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和自身发展需要,合理调整布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机遇,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因此,研究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对的基本环境和主要任务,对于大众化中后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的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外部动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战略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
       活力,同时也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集中表现为社会差别持续拉大,胡鞍钢教授将之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一个中国,四种
       社会”。据统计,1981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 288,1990 年为0. 3368,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当时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算高。到1993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扩大为0. 40173,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中等不平均程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 2011) 》中指出: “从五项监测指标来看,2010 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 年的0. 412。”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突破0. 40 的“国际警戒线”,贫困与不均正威胁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若不能有效解决,还可能危及我国的社会稳定。2002 年,党的十六大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我国新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即要在本世纪头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06 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努力把我国建设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12 年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郑重提出,“确保到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我国已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缩小差别、促进公平、走向共同富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加注重以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这种历史新使命向高等教育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高等教育责无旁贷地要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服务,在大众化中后期通过布局结构的自觉调整来缩小
       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一) 高等教育布局要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为缩小区域差距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实施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促使东部经济高速发展并由此带动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如1978年东、中、西部GDP 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31%、17%,到2003 年为58. 86%、24. 58%、16. 56%。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效,西部12 个省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都超过了本省区的历史最好水平,且连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东西部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例如,从人均GDP 水平看,西部人均GDP 从1998 年的498 美元增加到2002 年的663 美元,增幅为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 由1998 年的1212 美元增加到2002 年的1704 美元,增长41%,2006 年人均GDP 最高的上海( 57695 元) 是最低的贵州( 5787 元) 的近10 倍( 《中国统计年鉴》( 2007) 统计) 。从人均收入水平看, 1980 年到2002 年,东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最高和最低值之间的相对差扩大了1. 88 倍,绝对差扩大了32. 04 倍。事实上,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并不全部在于物质资本的差距,而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投资增长率或投资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 增长率仅提高0. 1 个百分点。从影响人均GDP 增长率的来源看,西部各省人均资本增长与东部大体相当,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原因应归于知识、信息、教育、技术等无形资产因素的影响。因此,西部要形成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在于加快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在未来几年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更加注重高等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更加注重科技、知识创新产生的基础性作用,优先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知识、信息、教育、技术等差距,然后通过教育发展来实现经济上的跨越。
       中部崛起战略是我国未来20 年将采取的又一个区域推进战略,面对“东西夹击”和“塌陷”之势,中部欲成“崛起”伟业,可谓任重而道远。如何汲取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汲取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中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捷径,是全面加快我国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选择。中部地区实现经济崛起的关键依然在于加快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科技进步,建立可持续的自我快速发展机制,增强发展竞争力,逐步实现对东部地区的赶超。随着大众化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这种不平衡依然很严重,且带来了许多较为严重的负面效应,直接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大了区域发展差距,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缩小地区之间的知识差距,增大知识资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高等教育要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协调、均衡发展,大众化中后期高等教育的布局要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 二) 高等教育布局要向地市州延伸,为缩小城乡差距服务
       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85 年的1. 7∶ 1 扩大到1995 年的2. 7∶ 1,2010 年进一步扩大到3. 23∶ 1( 《中国统计年鉴》统计) 。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目前中国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至少是4∶ 1,为全世界所仅见。若考虑到基础设施、文教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分配上的差别,城乡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可能更大。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一般在1. 5∶ 1 以下,很少超过2. 0∶ 1。与其他国家相比,若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我国只比非洲的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稍微低一些,但若将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则居世界之首。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已发展到比较危险的地步。城乡差距的扩大造成农民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基本丧失,发展空间严重受限,弱势地位不断固化,最终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如何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间的协调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相互推动的新思路是有效解决我国城乡问题的必由之路,其中尤以新型城镇化最为重要。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一方面可以通过农民向城镇、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来实现农民增收,达到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目的; 另一方面则因部分农民放弃原有土地,可以促进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农民的劳动力素质,使其能适应城市的工作。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必将伴随着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现象。随着青壮年劳力、较高学历层次人员纷纷流入城市,留下的更多是素质相对较低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使得农村地区出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空心化”。这种人力资源流动模式不仅无法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会扩大城乡差异。要解决“空心化”问题,关键是要实现农村教育和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即一方面加大对农村教育、人力资源的投资,提升农村自身“造血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彰显自然禀赋优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地实现城镇化,拉动地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创造性地解决困扰世界各国的城乡“二元化”问题以及我国所暴露出来的农村地区“空心化”和“边缘化”的发展弊端,就必须推动高等教育重心下移,使高等教育布局由以前聚集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大城市转为进一步向地市州延伸,使高等教育更贴近民间,加强高等教育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以形成高等教育和农村发展的良性互动。
       另据研究表明,贫困是一个多纬度现象,有未达最低收支水平的收入贫困; 有不识字、缺乏卫生条件、平均寿命短等缺乏人之基本发展能力的人类贫困; 还有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或缺乏权利、机会与途径获得这一能力的知识贫困。三大贫困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收入贫困导致人类贫困与知识贫困; 而人类贫困与知识贫困则是收入贫困的重要根源; 贫困人口不仅收入低下,缺乏人类发展能力,还缺乏知识资产和获得知识与信息的能力。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加速演进,知识贫困成为一种新型贫困。现代社会要消除贫困,最为关键的是要消除知识贫困和人类贫困,只有如此,才能更广泛、更持久地消除收入贫困。知识贫困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知识贫困状况比城市地区严重得多。解决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与大中城市日益拉大的知识贫困差距问题,成为解决城乡发展差距,使落后地区迅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重要选择,这也是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和地市州发展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动力因素。
       二、内部动力: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
       我国高等教育已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在大众化的道路上高歌而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既不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未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之间也还有较大差距。未来5 年,将是我国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的重要发展时期。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明确提出: 到2015 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要达到3350 万人,毛入学率达到36%; 到2020 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要达到3550 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0%。据此测算,从2010 年到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将从3105 万人增加到3550 万人,10 年内新增445 万人,年均增加44. 5 万人。
       ( 一) 大众化早期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方式: 存量调整为主
       高等教育结构改革主要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存量调整,二是增量改革。前者是一种大破大立的激进式改革,如我国建国初期的高校院系大调整和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高校合并风潮; 后者是一种温和的渐进式改革,即暂时不动存量,在增量部分先进行改革和调整,随着增量改革的积累,逐步改善整个高等教育的结构,如英国为应对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用增设机构、增加高等教育类型,而不是用简单的促进现有机构发展的方法,来对现代的挑战做出比较有效的调整”。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微观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政府在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方针时开始把政策评价重点放在适度提高学校规模、通过内部挖潜不断提高规模效益上,90 年代后期以来历经10 余年、牵动数千所学校,以“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也是对这一理论的最好注解。秉持提高规模效益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这一共识,同时,随着1999 年以来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我国普通高校的规模效益显著提高。目前,万人大学已很普遍,几万人的巨型大学也纷纷涌现。2009 年,普通高校中在校生在1 万人以上的有773 所,占普通高校总数( 包括独立学院) 的33. 5%,主要是理工、综合、师范类院校; 在校生在2 万人以上的也有127 所,还有31 所普通高校的规模达3 万人以上( 《中国统计年鉴》( 2010) 统计) 。可以说,在大众化早期,我国高等教育走出了一条“高校数量增长与校均规模扩大并重,以校均规模扩大为主”的“存量调整”道路。
       ( 二) 大众化中后期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方式:增量改革为主
       10 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坚持走“校均规模扩大、内部挖潜为主”的道路,是在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情况下实施的。时至今日,高等教育的内部效率已有较大提高,内涵式发展的空间正在萎缩,再强调“内部挖潜”已难以支撑高等教育规模的继续扩张。一方面,“内部挖潜”的道路已使公立高校系统的资源全面紧张,办学条件不足的状况日趋明显,教育部制定的高校设置标准的许多指标一再被突破,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自扩招以来,高校的生师比由1998 年的11. 6 急速升至2010 年的17. 33,最高时( 2002 年) 竟达19. 1。生均校舍、生均教学实验用房、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等各种指标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极限,再扩大校均规模失去了条件和基础。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精英教育正面临越来越深重的危机。“我国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时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大众化’现状,其中一批精英型大学也涌入了大众化的浪潮,造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错位发展。”因承担了繁重的大众化任务,包括部属重点大学在内的普通高校不得不承受着大众化教育的猛烈冲击,导致教育资源和办学力量分散,精英教育质量下降。虽然近年来普通高校总数增长较快,但由于新办院校规模较小、容量有限,增加的学生绝大部分进入了老高校,包括重点大学。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精英教育机构不应承担大众化任务。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精英教育,尽量逐步减少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已承担的大众化任务,使之能专心致力于提高教育质量与科研水平。
       借鉴国外的经验,面对我国高等学校的规模现状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未来发展目标,我国高等教育应该调整发展战略,即由“校均规模扩大、内部挖潜”转变为“高校数量增长与校均规模扩大并重,以扩充高校数量为主”。
       综上所述,要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未来发展目标,仅靠现有的高等教育系统消化这些规模增量不大现实,而必须一是要继续适度扩大现有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的校均规模,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 二是要适度减少精英高等教育机构所承担的大众化任务,保护精英教育,提升办学水平; 三是要建立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来承载高等教育新的增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智力开发研究所通过研究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及未来15 年,如果本科院校按校均8000 人、专科院校按校均4000 人计算,则到2020 年我国共需普通高校3720 所左右,届时普通高校校均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将达到6030 人左右。与2010年相比,到2020 年需新增设普通高校约1362所,其中需新增本科院校780 所左右、专科院校580 所左右,平均每年需新增普通高校136 所。如果本科院校按校均10000 人、专科院校按校均5000 人计算,则到2020 年我国共需普通高校2980 所左右,届时普通高校校均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将达到7540 人左右。与2010 年相比,到2020 年需新增设普通高校622 所,其中需新增本科院校400 所左右、专科院校220 所左右,平均每年需新增普通高校60 余所。高等教育机构的增多,不仅能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发展,还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提供了“增量调控”的契机。
       在大众化中后期,要结合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同步进行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做到双重目标、相互促进、同步实现,保证高等教育的稳步、健康、协调发展。通过“存量调整和增量改革相结合,以增量改革为主”来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主要应将增量部分向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倾斜,同时,这些增量部分原则上应以举办综合性高校为主。